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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才是刺杀宋教仁的最大潜在受益人》 ---文学狂人芦笛一文章

《孙中山才是刺杀宋教仁的最大潜在受益人》 ---文学狂人芦笛一文章


《孙中山才是刺杀宋教仁的最大潜在受益人》

--芦笛, 摘自凯迪社区, 原文链接


    为研究者们普遍忽略了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以宋教仁为实际领袖的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的大胜,对孙文造成的威胁远远超过了对袁世凯的。

    宋死后,革命元老章太炎曾感慨地说,宋有宰相之材,“惜其才高而度量不能尽副,以遇横祸”,他当然怀疑袁,但亦责孙黄,主张“唯有双数袁与孙、黄之恶,使正式选举,不得举此三人”。

    章疯子乃光复会元老,同盟会建立人之一,且为该会机关报《民报》之主笔,深知革命党人内部的烂污,当然不会凭空胡乱猜疑他人。其实,宋和孙之间矛盾由来已久。  

    如所周知,辛亥前,同盟会发生过两次倒孙风潮,其中第二次导致了同盟会的严重分裂,东京同盟会总部从此名存实亡。章太炎、陶成章与孙大吵,孙在1909年11月宣称自己在南洋重新拉了组织,“南洋之组织与东京同盟会不为同物”,而章、陶则重新打出光复会的旗号,在华南秘密开展革命活动,其声势大有超越同盟会的模样,这就是为何陈后来要暗杀陶成章的根本原因。  

    在这两次倒孙风潮中,宋都没有站在孙一方。第一次倒孙风潮中,孙通过日本浪人购得村田式快枪2000枝,子弹120 万发,准备秘密运回国作乱。事为章太炎得知,他认为村田步枪早已过时,这么作是坑害国内同志,使他们白白丢了性命,于是便以民报社名义明码电告香港《中国日报》:“械劣难用,请停止另购。”孙中山极为恼怒,令胡汉民写信给东京同盟会本部,谴责章太炎,又派林文返回东京传旨,禁止章太炎、宋教仁干预军事,并写信给卖枪的日本浪人,要他以后再做此类生意时一定要背着其他党人,只和他一人单线联系。由此可见他对宋偏袒章颇为怀恨。

    第二次倒孙风潮导致同盟会瓦解。宋虽没有跟着章、陶反出同盟会,却也没有追随孙去参加他在南洋组织的所谓“中华革命党”(按:“中华革命党”的旗号是孙在1910年首次在南洋打出的,但没有什么活动。在“二次革命”后孙流亡海外,再次打出该旗号)。相反,他回到上海,和谭人凤、陈其美等人一起组织了“同盟会中部总会”这个实际上独立的组织,采用了陶成章在华中起事的战略主张,最终导致武昌“首义”成功。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宋与孙的主张可以说是处处相反。孙主北伐,宋主南北议和,推袁作总统。孙主定都南京,宋和章太炎都主张定都北京,最后参议院票决定都北京。孙黄大为恼火,黄甚至威胁派兵把议员抓起来。在枪杆子的威胁下,参议院被迫再次投票改变了原来的决议,同意定都南京。  

    在政体问题上也是这样。孙文回国次日,即在上海召开同盟会最高干部会议,讨论政府组织形式及总统人选。孙主张实行美国式的总统制,宋主法国式的责任内阁。孙坚持要做大权独揽的大总统,不愿受人制约,理由是内阁制“断非此非常时代所宜,因为在此非常时代,吾人不能对唯一置信推举之人,而复设防制之法度,而误革命大计”。双方争到面红耳赤,不欢而散。

    后来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在临时参议院讨论制定《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时,宋作为湖南参议员参与其事,仍然坚持责任内阁制,反对美国式的总统制,再度与孙发生冲突,孙派便说他想作内阁总理,于是通过的《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不仅规定了实行总统制,而且竟连内阁总理都不设置,由各部总长直接向总统负责。孙提名宋为内务总长,竟被参议院否决,孙便委他作了法制院总裁(一说为法制局局长)。

    此中曲折也颇耐人寻味。宋其实是民国的“总设计师”,那《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多出自他的手笔。孙提议让土匪中唯一一个懂点宪政的书生去作内务总长,当真是莫名其妙,而后来被否决也不运用他的影响试作挽回,却让宋屈就了内阁之外的闲职,不但和宋策划暴乱、缔造伪政府的殊勋极不相称,而且实在是大才小用。

    后来孙大炮被迫出让总统高位,便立刻“己所不欲,专施于人”,把《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修改为《临时约法》,规定实行责任内阁制。在民国第一个内阁中,孙什么职务都没捞到,反倒是宋入了阁,成了农林总长。似乎可以说,随着政府从南迁到北,孙、宋的地位也发生了微妙的左右迁。

    民国成立后,孙和宋的政见也完全相反。孙主张同盟会在野监视鞭策政府,其实是想让同盟会保持秘密会党的身份,以武力作为要挟政府的手段,而宋主张“毁党造党”,将革命党改造为议会政党,实行英美式的两党政治。  

    在革命成功后,如何将非法的革命党改造为合法的议会政党,从来是暴力革命必然遇到的不可解决的悖论之一,对此我已经在和思云打擂的文章中说得非常明白了:如要暴力革命成功,革命党人就决不能是民主组织而只能是独裁组织。等到革命成功后,要这独裁组织交出非法获得的权力,心甘情愿地把自己降为普通的议会政党,甘受法律约束,只可能是一厢情愿、书生气十足的梦想。

    同盟会并非列宁式政党,革命成功后也未独揽大权,这个问题还不突出。所以宋还能提出这样的主张。等到后来国民党建立了党国,那就只有等到二蒋咽气,与虎谋皮才有了现实可能。我党执政迄今已逾半世纪,还丝毫没有出现改恶从善的迹象。

    从个性来看,孙和宋完全是不同的两种类型。我早在《新时代的“抓革命”与“促生产”》中指出,革命家乃是人群中的病菌,只有在国家害了重病时才能如鱼得水、呼风唤雨,在正常情况下这些人就毫无用武之地,只能郁郁而终。因此,乱世转为治世之日,乃是革命家最难受之时,要他们光荣退伍,放弃革命生涯,转入国家的经营建设,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毛就是最典型的终生革命家,不把天下搞得大乱他就浑身不自在。

    孙其实也是这种人。如同袁大总统后来痛楚地发现的那样,孙黄辈天生是捣乱家,根本没有治国长才。因此,民国成立之后,孙、黄都如有所失,相继淡出了政治舞台。孙鼓吹“实业救国”,发誓十年内修建二十万里铁路,但他岂是办实业的人?自他担任全国铁路督办之后,根本就没有过问过有关的专业。而黄乾脆下海经商,利用名望与地位大发横财。

    与此同时,宋却急剧上升为新的政治明星。他以一人之力组建了国民党,孙黄根本未与闻其事,参与密谋的是胡瑛、张耀曾、李肇甫、魏宸组等。国民党的成立,大大提高了宋教仁的政治声望,进一步确立了他在政治舞台中的显著地位。国民党最高领袖名为理事长孙中山,但实际主持则是代理理事长宋教仁。著名记者黄远庸当时曾有评论:“国民党之改组也,实系钝初一人主持,”“宋君……实为国民党政界运动之中心”。

    任何人都看得出来,如果宋真的如愿以偿,入阁当揆,则必然要成为实际上与名义上的国民党魁首,孙中山势必从此出局:谁会去理会那毫无实权,基本退出国内政治舞台,只知道去抱日本首相桥太郎粗腿,与之发起共建“中日同盟会”,并一厢情愿地到处演说,鼓吹“大亚洲主义”的过气政客?

    最无奈的是,与袁世凯不同,孙根本无法用合法手段把宋搞下来,甚至连借口都没有。除了使用非法手段,他根本就无法铲除这个已经在起而代孙的耀眼新星。只有从这个意义上,才能理解应桂馨密电中透出来的奇特的“恐宋症”,以及那迫不及待想杀宋的焦虑心情。

    任何一个熟悉革命史的同志都该知道,革命领袖收拾起“同教异宗”的竞争对手来,从来远比对异教徒残酷万倍。后世伟大领袖毛主席的光辉范例就不用说了,陈其美暗杀李燮和、陶成章的先例就摆在那里。

    因此,孙不但确有非除宋不可的理由,而且也将是宋案的最大受益人:宋死后群龙无首,他回来主持大局,以激进姿态要求讨还公道,无论成败如何,他都能保持党的领袖地位再不受后起之秀的挑战。

    其实国民党成立伊始,舆论界便纷纷议论国民党的内部分裂,以致宋本人不得不发表一封致各报的公开信,公开声明国民党内部并无内讧情事:

    “连日各报载国民党事诸多失当,甚且如《民视报》等谓孙中山先生辞理事职出于鄙人之排斥,《新纪元报》等谓孙、黄有冲突,皆不胜骇异。此次国民党之合并成立,全出于孙、黄二公之发意,鄙人等不过执行之,故党员无论新旧,对于孙、黄二公皆非常爱戴。此次选举理事,孙先生得票最多,惟孙先生此后欲脱离政界专从事于社会事业,故不欲任事,曾经辞职,已由鄙人与各理事再三挽留,始允不辞,现已推为理事长。鄙人与孙先生从事革命几及十年,何至有意见之争,且国民党新立,正赖有功高望重如孙先生者为之主持,亦何至有内讧之原因耶?至于黄克强先生与孙中
山先生同为吾党泰斗,关系之亲切,天下皆知,此次北来调和南北意见,主持大计,两公无丝毫之歧异,更何至有冲突之事,如各报所云云乎?”

    不仅是舆论议论,就连和宋共同创立同盟会中部总会的老战友谭人凤,也在案发前告诫他:“责任内阁现时难望成功,劝权养晦,无急于觊觎总理。”他还告诉宋教仁,有秘密报告说会党头目应夔丞在北京直接与政府交涉,领有巨款,要他注意戒备。  

    这消息之准确,不能不令人起疑。北京政府策划的暗杀人的机密要事,谭这国民党人怎么会知道?遗憾的是宋书生气十足,不待思索便斥为“杯弓蛇影之事”。

    类似地,据说陈其美也劝过他,要他提防暗杀。他却狂笑曰:“只有革命党人会暗杀人,那里还怕他们来暗杀我们呢?”许多朋友来信要他注意安全,他都以为是谣言。直到3月20日他动身北上那天,到《民立报》和记者徐血儿话别,徐请他慎重防备,他还说“无妨”。

    Again,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人听到了风声,而且都认定是北京政府的密谋?一桩谋杀案在发作之前便如此广泛、如此准确地泄露出去,有史以来大概还是第一次,也大概是唯一一次。北京政府如果真是该案后台,那主事者当真是超级饭桶了。最奇怪的是,连远在武汉的谭人凤都知道应该提防应桂馨,上海滩地头蛇和特工暗杀专家陈其美却竟然不知,竟然毫不采取保护防范手段,只是空泛地口头警告了一番。

    不管怎样,反正书生气十足的宋教仁就是看不到危险就在眼前,踌躇满志,以为大局底定。1913年3月2日,也就是被刺前18天,他在游杭州时赋诗言志,写了《登南高峰》,其中有句谓:“徐寻屈曲径,竞上最高峰”、“海门潮正涌,我欲挽强弓”,其勃勃雄心跃然纸上,与金主完颜亮之诗“万里车书尽混同,江南岂应别疆封?提兵百万西湖上,立马吴山第一峰”颇有异曲同工之处。

    宋在此说的非常明白,他是拿定主意“竞上最高峰”了。前人写诗,写成后先在亲友之间传观,陈其美应该是最早的读者之一。不难想见,这诗会给他提出什么问题:宋要“上最高峰”,那么孙总理往哪里摆?或许,这就是应桂馨突然在3月13日主动提出杀宋建议的幕后原因吧?

    总而言之,过去史家咬死袁是主谋的重要根据之一,便是袁是宋死的最大受益者。如果这可以当成证据,那就不能不承认孙有更大的嫌疑:袁面临的是外部威胁,而孙面对的是更可怕的内部挑战;袁可以用其他更有效的方式“毁宋”(例如应提议的抛出宋的诈骗案),也可以以实力粉碎宋的问鼎,但孙既不能抛宋的档案(否则就会连带搞臭全党),也没有实力和借口去把宋从国民党的缔造人兼实际领袖的地位上搞下来;袁是宦途出身,和黑社会没有什么勾结;而孙的部下陈其美则是黑社会的大头目,是国党内的暗杀专业户;最后,袁没有用暗杀除去竞争对手的历史记录,而与国民党人特别是与孙中山竞争的革命领袖陶成章、陶骏保、赵声等人不是被孙的部下杀害就是离奇死亡。

    因此,如果采用史家们的“论证”方式公平地审查宋周围所有的人,就不能不承认,无论从哪个角度上来看,孙的嫌疑都远远超过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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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芦笛这个文学狂人一文章。以怀疑来批评孙中山。芦笛这个人到处咬人,毛泽东他是骂过,他全凭个人主观好恶把中国人的八百代祖宗都骂遍了,出名好快。
   文章内容应该是没有根据的。我提出 来是让大家知道芦笛这个人的话是不可信的。
   确实孙中山是受益者之一,受益很多,但是他不是唯一的受益者。受益者就是作案者的说法太可疑了。孙中山在事件后举措严重失误、失常,反对用法律方式解决,没有等到法庭审理结论出来前,就认定主谋是袁世凯,没有在司法程序完成前,秒迅速主张武力解决事端,就用暴力方式,他的各种措施很幼稚、失常,是有错误的,这种做法导致了中国动乱、无法无天时代的开始、但是这个错误也是不能证明孙中山是作案者、主谋者。主观臆断是不能作证。
   至于孙中山领袖者个人性格 问题、在政治斗争中举止失常、好武力的性格等问题。只能说明中国前进道路 的曲折不平坦、复杂性。
   按照现代法理观念,刺杀宋教仁主谋者在法庭没有判决前,只能有嫌疑人选,各种说法、分析、评论至多只能是怀疑,不能作结论。芦笛对孙中山的怀疑是无根据的,不能当作结论。当然世人对袁世凯的怀疑有可信度,但是也是不能当作结论。孙中山错误在于没有尝试法律方式情况 ,让世人了解袁世凯真面目的情况下 ,就开展武力 斗争,是错误的,这个 导致了他的二次革命迅速失败。这是事实。芦笛文章思考歪了,。
   海归人士芦笛的文章i特点是全文没有史料证据、引出来源,尽是观点、分析 ,可信度、学术价值太差、太差了。对孙中山、毛泽东、中国传统文化的评价文章也是观点奇特、没有根据支持的分析。虽然他的文章中有极大才气,很文学性。没有科学性的文章是不可信性的。他得分王上特点,对情况不了解,就经常是道听途说,乱发表文章,造成恶劣影响,似乎勇气。没有事实根据文采好的文章是没有价值的。有人欣赏他,有人反对他。我欣赏他的文采,反对他的文章观点。他本质上是一位文学家,不是学术家。

[ 本帖最后由 shxiashxia 于 2011-8-8 08:43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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骂孙中山最出名的是谁———李敖。
他与芦笛唯一不同的地方就是他不敢骂共产党。
所以一个被尊为“文豪”,一个被粪青追着骂。

身为南方人,我只知道一件事:为什么孙中山会被称为“孙大炮”,不是他好吹牛(车大炮),而是他在中山舰事件中还真的将炮口对准了市民,杀民无数。这也是为什么他有这个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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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原帖由 shxiashxia 于 2011-8-5 09:41 发表
芦笛他的文章i特点是全文没有史料证据、引出来源,尽是观点、分析 ,可信度、学术价值太差了。对孙中山、毛泽东的评价文章也是观点奇特、没有根据支持的分析。虽然他的文章中有极大才气。他经常是道听途说,就乱发表文章,造成恶劣影响。没有事实根据文采好的文章是没有价值的。有人欣赏他,有人反对他。我欣赏他的文采,反对他的文章观点。本质上是一位文学家,不是学术家。
毛泽东做过的事还要啥史料……当事人都还活着。你问你家大人,哪个说不出子午卯来。与孙中山不同,孙中山那一代的人早死光了,而遭受过老毛统治的人还在这个社会上活跃着呢。
也许你太年轻,有点年纪的人看他有关毛泽东评价的文章都知道他说的是啥。

还有,假如一个人写文章极尽撒谎歪曲之能事,他文笔再好其文章都会令人恶心,因为越好的文笔只会显得其人其观点越可耻。
你见过谁欣赏萨哈夫、见过谁欣赏戈培尔。
但你自己都承认你欣赏芦笛的文采,其实在你潜意识中你早就被芦笛的文章所说服了,但只是你自己的情感或者立场不允许你相信他的话而已,所以你才会说什么“欣赏他的文采但反对他的观点”。

对某些人来说,芦笛的文章真的很恶劣,打破了他们心目中那尊“神”。但我相信假如中国人真的想“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首先就该将跪着膜拜某腊肉的奴才思想给根除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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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教科书记载,1922年6月16日,广东军阀陈炯明被帝国主义和直系军阀收买,发动武装叛乱,命令部下炮轰总统府,电促孙中山下野。孙中山经过化装,冒着枪林弹雨,离开总统府,到白鹅潭的楚豫舰上避难,第二天转登永丰舰。孙中山被迫离开广州回上海。在一般人的印象里,这是陈炯明背叛孙中山的罪证。

  据2003年4月17日《南方周末》作者叶曙明写的《1922年的陈炯明与孙中山》一文的内容看来,却非如此。

  陈炯明和一般军阀有不同的地方,他具有民主思想,反对党制,提倡民治。辛亥革命后,他主政广东,致力于把广东建设成为全国模范省,禁烟禁赌,改革教育,发展经济,提倡新文化动动,邀请陈独秀担任广东教育委员会秘书长,推行地方自治,民选县长、县议员。这便是明证。这与国民党人以至孙中山的意愿相左,孙中山的理想是成立一个正式的中央政府,领导全国革命。他把国民革命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个时期,在他看来,人民是“无知可怜”的幼儿,革命党则是保姆。(居正的《中华革命党时代的回忆》)而陈炯明所倾心的,是建立与欧美民主国家联邦体制相仿的——联省自治。这是他们由于政见不同而种下的分歧。

  1921年4月7日,由于陈派的人拗不过孙中山,便选出了只有规定了大总统的权限,却没有任期,一切政务、军务、内阁任免均由大总统乾纲独断的大总统——孙中山。

  6月,孙中山任命陈炯明为援桂军总司令,叶举为前敌总指挥,开始第二次粤桂战争。8月初,粤军进驻南宁。随后孙中山派人到广西敦促陈炯明出师援鄂,但陈说,军费不继,无法出兵。尔后,孙中山亲赴南宁,当面向陈炯明晓以大义。陈说自己并不反对北伐,只是现在兵疲将惫,囊空如洗,根本不可能远征。10月29日,孙中山在梧州的大本营愤然表明:“我已立誓不与竞存(陈炯明字)共事,我不杀竞存,竞存必杀我。”遂有把手枪交给黄大伟,令其剌杀陈炯明之举。这应是孙中山与陈炯明裂缝加深的表现。

  1922年3月21日,陈炯明的亲信、负责为北伐军后方筹划的粤军参谋长邓铿从香港公干回省,在广九车站突然遇剌,两天后身亡。国民党官史一向说邓铿是被陈炯明暗杀。如孙中山在其三民主义的民权主义第一讲里说:“你看他(指陈炯明)的部下,像叶举,洪兆鳞……那一般人,没有一个是革命党,只有邓铿一个人是革命党,他便老早把邓铿暗杀了。陈炯明是为做皇帝而来附和革命的,所以想做皇帝的心,至今不死。”但据《革命先烈邓公仲元传》记述:“公知凶手所自来,且身中要害,知不能免,急命司车者驶省署,告陈公(炯明)暨家人亲友以后事。有问凶手是谁者,邓叹气谓‘我认得,真不料他杀我’。”

   如果邓铿认得与陈炯明有关,他怎么会在受伤后马上返回省署(陈炯明办公的地方),又命人通知陈炯明呢?密切关注局势发展的驻穗美、英两国领事馆也认为,剌杀邓铿,是孙派国民党所为。1990年留美历史学家汪荣祖博士,依据湮没已久的史料,包括英、美两国国家档案局里的情报,对邓铿之死的真相,作了仔细的研究与分析。汪教授的结论说:“孙中山谋害邓铿,是北伐军改道攻赣回粤时,对付陈炯明杀鸡儆猴的一着棋。(陈定炎、高宗鲁《一宗现代史实大翻案——陈炯明与孙中山、蒋介石的恩怨真相》)”这可以说是导致陈炯明与孙中山决裂的破口。

  4月9日,陈炯明因无法接受孙中山提出的参加北伐、筹措500万元军费的条件,遂被罢黜。
  6月2日,北洋总统徐世昌无法承受巨大的压力,宣布辞职。由于孙中山曾一再发表政治宣言,承诺只要徐世昌下台,他亦将同时下野。
  6月3日,蔡元培、胡适、高一涵等两百多位各界名流,联名致电孙中山和广州非常国会,呼吁孙中山实践与徐世昌同时下野的宣言,可见,孙中山的下野在当时是颇得人心的。蔡元培等使用舆论,后文中提到的叶举等使用武力,目的都一样——“要求孙中山下野”,只是手段不同。

  5月20日,驻守在广西的粤军,听到陈炯明下野的消息后,顿时沸反盈天,在叶举的带领下,六十多营粤军,突然开入广东省城。把只有两营警卫的孙中山重重围困在广州。孙设宴招待粤军将领,没有一个高级军官应邀,只来了几名中下级军官,孙对他们说:“告诉你的长官,不要以为据守白云山,便可胡作非为,我立刻上永丰舰,驶入东江射击你们,连你们的根据地也一并铲除!现在东江水涨,永丰炮舰可以直行驶入陈炯明的老巢。

   而此时的陈炯明则在惠州隐居。孙中山一连拍了三张电报,要求陈炯明立即到广州面商一切,又派人到惠州催驾。但陈炯明拒绝在这个时候到广州。并说,在省城军队没有撤出广州之前,他都不打算到广州。他不想被人误解。

  6月12日,孙中山邀请广州报界出席茶会,他决心通过报纸,向陈炯明摊牌,他宣布:我下令要粤军全数退出省城30里之外,他若不服命令,我就以武力压服他。人家说我孙文是车大炮(讲大话),但这回大炮更是厉害,不用实心弹,而是用开花弹,或用八英寸口径的大炮的毒气弹,三小时内不难于把他六十余营陈家军变为泥粉。但残害六十余营官军,且惊动全城的居民,不免过于暴烈,但我不如此做者,他们终不罢休。我只望报界诸君,主持正义,十天之内,做足工夫,对于陈家军,加以纠正。陈家军若改变态度,即不啻如天之福,万一无效,就不能不执行我海陆军大元帅的职权,制裁他们了。(1922年6月19日《申报》)

  在此紧要关头,在惠州的陈炯明派秘书陈猛荪持亲笔信劝止叶举……叶举阅后,当着陈猛荪的面将信掷落地上,……叫陈猛荪回报陈炯明事情已不容不发……陈炯明听后,怒不可遏地把茶盅也打碎了。(据《叛孙前后的陈炯明部队》)

   叛乱不可避免地发生了,但叶举等人并不想致孙中山于死地,只想将孙赶出广东,所以他们在开炮前让人打电话给孙透露消息,让他赶快逃跑。所谓“炮轰总统府”,是府内守军拒绝被粤军缴械解散,粤军开土炮“三响吓之”。在当年香港出版的中、英文报章,遍找不到粤军有“炮轰总统府”的标题新闻,而却有孙中山于次日(6月17日)下午,以海军大炮乱轰广州市区的大标题新闻报道!(据陈炯明之子陈定炎反驳马失途刊登于1998年3月11日至12日的香港《信报》“陈炯明也可以翻案吗?——一本有争议新书发表会侧记”——《我为什么要翻案》)

    6月17午后一时半,孙中山率领永丰等七舰,“在省河海珠,天字码头前处开炮轰击,又向白云山、观间山、大沙头(广九车站),沙河等处遥远射击”。午后五时,又重行开炮,两次炮轰,“炮声前后将及百响,子弹横飞,四散堕下……房屋损失估计总共不下五百万元,平民死伤,总在百人以上。”(据陈定炎、高宗鲁《一宗现代史实大翻案——陈炯明与孙中山、蒋介石的恩怨真相》)

  这个真实的“陈炯明”显然与历史教科书所塑造的“陈炯明”形象不同,这个“陈炯明”只不过是一个与孙中山政见相左,尔后受到孙中山打击的军阀头领,同时他在民主思想上反而要比孙中山先进,他也能将这种民主思想付之实施。用其子陈定炎的话说:“我父亲代表孙中山追求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历史教科书上的“陈炯明发动叛乱,炮轰总统府”一说纯属无稽之谈,陈只阻止,没有发动叛乱。若说有炮轰,当时却有孙中山炮轰广州城一事。

[ 本帖最后由 jx4177 于 2011-8-5 10:46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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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教科书上的“陈炯明发动叛乱,炮轰总统府”一说是需要修正
我也看到文献说陈炯明是没有错误 的,错在 他与孙中山政见不同。他比孙中山更有民主思想,早年还不愿意加入孙中山的专制政党:1914年,孙中山在日本建立中华革命党,要求党员向孙中山个人绝对效忠,要按手模宣誓;并且将国民按入党时间分成等级,享有不同待遇。陈炯明以及原同盟会中重要人物如黄兴、李烈钧、柏文蔚、谭人凤等未有加入。陈炯明认为国民党党纲不完善,在中国实行一党独裁的中央集权式的统一是不可能的。
孙孙中山对待政敌的手段是不高明的,国民党掌权后还改写历史,掩盖事实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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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惜了伟大的政治天才宋教仁,英年早逝,如果他不死,中华民国说不定会成为什么样子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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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教仁是英雄,是中国的民主先驱,孙中山不是。孙中山是民主走向独裁的中国政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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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盟会早期很多人物的作品中,也暴露出孙的问题,这个当时也可以说中国民主政治萌芽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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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不能重头来过。如果当年孙中山在法律方式失败后才起事,他的行动就有足够的说服力了、合理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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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真相真的让人非常向往,可是往往又不能够知道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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