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清兵已经入关，铁马金戈长驱直入所向披靡，“自京口以南，一月之间下名城大县以百计”。守城的明朝官吏将军或走或降，连大学士领兵部尚书的史可法领导的扬州军民战斗实际也只有一天，大学士本身则以身殉国。古城扬州不是两军惨烈的战斗，而是清军单方面的野蛮屠杀。然而当这一支自入关以来战无不胜的铁骑却在江阴城下遇到了最为顽强的抵抗。江阴县以区区六万军民对阵全副武装并且装备了大炮的清廷正规军二十余万，孤城困守了八十一天。清军连折三王十八将扔未能踏过这座小城。最后城破之日，幸存者仅仅是老人小孩五十三人。没有一个投降的。这样的结果震惊了当时的中国，这是何等的惊心动魄，荡气回肠！而领导这次抵抗运动的，却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前江阴县典史（相当于现在的县公安局局长）阎应元。
阎应元被俘后，因拒绝项清廷贝勒下跪，而被清兵刺穿了了脚骨，血流如注，却始终没有弯曲了膝盖，最后就义。而另外意味江阴抗清义军的领导者孙兆奎的表现则更出彩，差一点没把投降了清廷的“贰臣”洪承畴给活活羞死。洪承畴是明降官员中名气最大的。在松山一战被俘后，崇祯以为他殉国了。还特别下令为他修建了“昭忠祠”以表彰他的精神，谁知这位兄台根本没有“成仁”。反倒是成了清廷的督帅。孙被捕后，洪承畴就问他：你从军中来，可知扬州城中的史可法是真的死了，还是活着？孙回答说：你从北方来，可知到当年在松山殉国的洪承畴是死了，还是活着？洪承畴顿时脸色就变了，恼羞成怒急忙命令将孙兆奎推出辕门斩首。阎应元不过卸任典史，竟然使精锐的清军连折三王十八将；孙兆奎不过被俘的义军，却视手握生杀予夺大全的督帅为草芥，这可谓是多数人想不到的事情。
同样让满清贵族意想不到甚至深为震撼的是：在胜利者面前宁折不弯的还不仅仅是阎孙这样的铮铮铁汉，还有许多手无缚鸡之力，说话还操着吴侬软语的文弱书生。如绝食而死的绍兴人刘宗周，招募反清义兵的余姚人黄宗羲，起义抗清昆山人顾炎武等等。其中以在江西抗清被俘的黄道周对付洪承畴的办法是令人拍案叫绝，根本就没给他开口说话的机会。他在自己的囚室门前写了一副对联：“史笔流芳，虽未成名终可法；洪恩浩荡，不能报国反成仇。”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是一副镶字的谐音联。“终”谐“忠”，“成仇”谐“承畴”。从镶的字来看，上联可以读成史忠可法，下联可以读成，洪反承畴。就是说史可法是忠臣，你洪承畴就是反贼，同时也表明了史可法终究是可以学习的，不似洪承畴这般不能报国反而成为敌人。按照当时的道德观念，一个士大夫”不能报国“已经是奇耻大辱，岂能再”反目成仇“，成了自己故国的仇人？这便是忘恩负义，认贼作父了。被讽刺为“洪成仇”的洪承畴哑口无言，无地自容，只得下令将黄道周处死。黄道周遥拜孝陵，端坐于红毡之上，从容赴死。
这又是何等的令人震撼！
有明一代是中国历史上公认最黑暗最沉闷的时期。明代皇帝没几个好东西，不是残忍（洪武帝朱元璋），就是暴戾（永乐帝朱棣），不是荒淫（正德帝朱厚燳）就是迷信（嘉靖帝朱厚熜）。末代皇帝崇祯算是勤政，不过却刚愎自用，滥杀无辜，抗清名将袁崇焕便是崇祯中了反间计杀掉的。而作为明的延续的南明小朝廷更是混用腐败得一塌糊涂，弘光皇帝最关心的居然是抓蛤蟆给自己做春药，被戏称为“蛤蟆天子”。那么是什么让大明的子民为这群糊涂蛋卖命呢？
报恩的成分估计是有，但是绝对不会多，要说这些“处江湖之远”的小人物受了明王朝多少恩惠，实在是说不过去。在他们成名之前，大多都是郁郁不得志的。反倒是那些旧王朝的利益即得者（如洪承畴），在这种时候屁股转的比谁都快。国难当头时，挺身而出并且以身殉国的，往往不是那些享受了这个国家种种好处的人，而恰恰是平时并不得志的民间人士。这样看似荒诞却又真是存在的现象非常具有讽刺意味。
原因就是这些小人物的精神，简单来说可以概括为一个“义”字。就是所谓的“义该如此”或者“理所当然”，义理常常一同出现。实际上前文所述的那些庄稼汉读书人，之所以要比某些大人物（如洪承畴）更有气节，就是因为他们认理，并且“认死理”。庄稼人的死理是：脑袋可以不要，膝盖却是不能弯的。读书人认死理，则可以概括成“纲常千古，节义千秋”。不要小看这种“认死理”精神的力量，我们这个民族之所以历尽苦难却又屹立不倒，我们的文化之所以屡遭破坏却又延绵不绝，原因之一就是几千年来总有人“认死理”。秉笔直书的太史公司马迁是，执法如山的强项令董宣是，倔头倔脑不肯投降的庄稼汉是，呆里呆气的读书人是，就连宁可得罪人也要讨个说法的农妇“秋菊”，也是。认准了的事，撞到了南墙也不会回头。这是使任何一个正派的人士都肃然起敬的一种民族精神，也是任何一个侵略者和专制者到最后都无法不却步服输的精神。因为“你这边刀上的血还没有退去，那边的脖子已经又伸过来了”，你总不能无休止杀下去吧。强权政治或许能逞凶逞快一时，但最终，要么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要么放下自己手中滴血的屠刀。
人是要有一点这样的精神的。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也是要有一点这样的精神的。所向披靡的清军之所以在江阴受阻，是因为那里的民气尚在，精神未垮。清廷后来的皇帝如康熙，是一个对于汉文化有“难以抑制的热情”的皇帝，不过，他的热情难道就完全源自与汉文化本身，恐怕对于上述所述的精神的敬重也是一大方面吧。康熙也是一个有精神的人，惺惺相惜，英雄识英雄，他肯定尊重这种精神。于是便有了对前明忠义的表彰，典史阎应元他们也进了江阴的“忠义祠”。
[ 本帖最后由 jjwpf4 于 2009-8-28 16:27 编辑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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