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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气初开时的民国另类

1911年，在四川成都，头顶着“士林败类”、“名教罪人”的恶名，而已被教育界驱逐的吴虞，又因为发表反对儒教及家族制度的文章，再被政府通令缉拿。
那时，他慌忙逃窜，方才躲过一劫，但此后，即便是改朝换代的变革，都依然没能改变人们对于这位世俗传统的反叛者刻意的疏远与躲避，没有报纸敢刊登他的文章，更在长达八年之久的时间里，没有任何一所学校敢聘请他担任教职。
然而，与其他时代里那些孤独而寂然终老的叛逆者相比，吴虞又是幸运的，一个与他同声相和的时代，还是在他的有生之年里如潮奔涌般地到来了。

清末以来整个社会越来越多的对旧传统的反对之声，到了新文化运动时期，终于汇成滚滚大潮。而被时代洪流所唤醒的万千青年，天然地便携带着激烈、叛逆的因子，毫无顾忌地去与传统决裂；同时，自由精神、个性解放的追求又在无时无刻地塑造着他们年轻的身心。于是，一个个离经叛道者便接踵而来，历史以难能一见的浩荡力量冲击着家庭、社会，冲击着陈规旧习，及一切旧传统的根基。


在绵延千年的传统里，女性一直作为附属者的角色，而承受着诸多的不公，于是，在对旧文化的造反中，女权成为最受人瞩目的内容之一。她们反叛婚姻，表达情爱，如余美颜；她们主张平等，争取遗产权利，如盛爱颐；她们又从那道德的禁锢里解放了身体，如天乳运动。在那个叛逆的时代里，一些禁忌的主题同样被揭露开来，比如研究“性学”的张竞生，又比如被视作“反动医学”的节制生育。而从旧的家庭、旧的社会里，走出来的一个个自由青年，当他们开始尝试着建立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的生活时，于是又有了如“工读互助团”一般安娜琪的昙花一现。
所有这些大胆而超前的行为，虽依然不免因“伤风败俗”而受到争议，但正是这些不顾一切的冒险，方才打开了一个不拘规矩、个性放肆的时代，同时，也在一个个离经叛道者蜂拥而至的冲击下，观念的更新、时代的嬗变才得以实现。

乳房问题：束放谁做主？

乳房的束与放，不仅事关母子康健，更关乎种族强盛，于是，一场关于乳房的社会冲突，不仅牵动了男与女，还惊动了官与民。
文/毛剑杰
董竹君：“清倌人”的1910年代时尚
在1915年逃出当“清倌人”卖唱的“长三堂子”之前，董竹君的日常装束大约是“一件灰色无花的绸面灰鼠皮袄，一条黑缎裤，一双黑鞋和白洋布紧袜套”，内衣则是紧胸的布背心，这是当时女性的时尚着装。

（上图：董竹君）
民国初年，中国社会自晚清到民国的嬗变，除了不再有“龙椅上的皇帝”之外，其他一切照旧，社会风气亦然。女性着装整体风格也同样依然传统、保守：即便是睡觉，她们也要穿着长过膝盖的长背心，减少身体的裸露，出门时在旗袍、大褂里面，必须穿上马甲、胸褡。
但一个古老沉闷的中国，以及与它伴生的“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种种，毕竟渐行渐远；而欧风美雨带来的清新气息，则正渐渐浓郁，将要酝酿成一场大时代的观念解放风潮。
而女性传统内衣样式也已经渐渐开始变化：一种由“捆身子”内衣演变而来的、俗称“小马甲”的新型内衣样式正流行着，其形制与穿在外面的坎肩不同，一般都比较短小，并且，在小马甲的前片，还缀有一批密纽，使用时将胸部紧紧扣住。

（上图：民国早期奶品广告中的女模特，是时以束缚成扁平胸为美）
此时，女性胸部依然被严重束缚着。董竹君后来回忆说，1913年，已满13周岁的她，就像当时所有女孩子一样，都要束着一件紧胸白布背心，把胸部捆得紧紧的。
1915年，上海《妇女》杂志创刊号发文，将束胸与缠图十四
足进行比较，认为前者对女性的健康伤害“更大而深”，因为“束胸致胸疾，将来生育子女，虽有乳汁必不畅旺，胎儿身体必不健全”。

（上图：民国初年流行的“小马甲”）
该文还指出，束胸可能导致传染肺病、流毒骨髓，造成弱国灭种的祸患，因此呼吁女同胞“保护自然之发育，须以强国强种为人身之要图”。将“放乳”上升到了民族国家强盛的高度。
这大约是最早的女性“放乳”呼吁。
当时曾担任女校教务15年的吕嘏纯女士则指出，小马甲妨害女子胸部发育，易致肺病，成年女生患咳呛病者十之八九，都由此引起。而且生育子女“先天势必不足，致有积弱之患”。
比较接近现代的女性着装样式，可能最早是在妓女身上出现，而后渐渐流行于一般时尚女性中：女衫手臂露出一尺左右，女裤吊高至一尺有余，夏天“内则穿红洋纱背心，而外罩以有眼纱之纱衫”。
在当下观念看来，这是再正常不过的着装，但在一个世纪前，它依然是人们眼中的“暴露服饰”。守旧派人士如上海市议员江确生，甚至在1918年致函民国江苏省公署，愤指最近社会上妇女流行一种“淫妖之衣服”，“肌肉尽露、不成体统，道德沦丧，世风日下”。要求江苏省、上海县及租界当局出面禁止这种“淫服”。
为此，上海地方政府于1920年发布布告，禁止“一切所穿衣服或故为短小袒臂露胫或模仿异式不伦不类，并称其“招摇过市恬不为怪，时髦争夸，成何体统”。“故意奇装异服以致袒臂、露胫者，准其立即逮案，照章惩办”。这也就是说，女子只要穿着低胸露乳、裸露胳膊、小腿的服装，就将面临牢狱之灾。
男性主导的“天乳运动”
在顽固的保守力量面前，留学归来的张竞生大胆地为女性社会注入了新思想。时任北大哲学教授的广东学者张竞生在1923年4月29日于北京《晨报》副刊发表《爱情的定则与陈淑君女士事的研究》一文，引发了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关于爱情的大讨论，连梁启超、鲁迅等知名人士也参与其中。为时两个多月的讨论，他受到了多数人的批评，但也从此声名远播。

（上图：张竞生所著《性史》与《爱的漩涡》书封）
张竞生自己也以为是“反对束胸最力者”。1924年，他的《美的人生观》讲义在北大印刷，这是一部充满“离经叛道”意味的讲义。在“美的性育”一节中，他倡导裸体：裸体行走、裸体游泳、裸体睡觉……认为“性育本是娱乐的一种”，并像今天的“夫妻夜话”节目那样十分详尽地介绍了“交媾的意义”和“‘神交’的作用”。
他更提出，“束胸使女子美德性征不能表现出来，胸平扁如男子，不但自己不美，而且使社会失了多少兴趣”。这让新旧思潮激战的中国为之一颤，一时间，大家闺秀们纷纷开始悄悄放胸，被当时的媒体称为“天乳运动”。1926年，张竞生更公开出版《性史》一书，大谈“性的美好”。
五四新文化运动带来更为猛烈的欧风美雨后，“德先生”、“赛先生”以及伴随而来的思想解放、女性解放潮流，正以前所未有的力度，冲击着古老的“三从四德”禁锢。
在上海地方政府发布“禁止女性袒臂、露胫”令的同一年，《上海民国日报》发文，先是从生理学剖析束胸的害处，然后大声疾呼“妇女若世代束胸，我们的种族即衰弱了！其时，我们的民族，不待帝国主义来侵略和压迫，我们也自己归于灭亡了！”这与1915年《妇女》杂志创刊号的观点完全一致。
与此同时，一些留洋归来的社会名流如胡适等，也在各种场合发表言论反对女性束胸。
“假使个个女子都束胸，以后都不可以做人的母亲了！”
“中国现在的女学生，将来都不配做母亲，是种族上一个很大的问题”……
在张竞生出版《性史》的同时，上海美专校长刘海粟“怂恿”第17届西画系采用裸体模特，并在画展公开这些“裸体淫画”，成为当年与《性史》齐名的“桃色新闻”。
当时，有一位女校校长看后谩骂刘海粟是“艺术叛徒\教育界之蟊贼！”一时舆论界纷纷扬扬，群起而攻，有人说：“上海出了三大文妖，一是提倡性知识的张竞生，二是唱毛毛雨的黎锦晖，三是提倡一丝不挂的刘海粟。”甚至当时上海总商会的会长朱葆三，也在报纸上发表了公开信，骂刘海粟“禽兽不如”。
正如鲁迅所说的“在中国改革是极难的，哪怕是要挪动一个火炉子的位置，也往往要流血”，更何况，张竞生所提倡的放乳，触及千年传统社会的性禁忌——在传统观念里，性学跟淫秽几乎是同一个概念。
对于《性史》与刘海粟裸模事件，社会哗然、学界纷纷声讨的结果是，《性史》被禁，刘海粟也差点被当时统治上海的军阀孙传芳逮捕。
然而，另一方面，他们以超越时代的激进方式，强烈冲击了女性观念。据林语堂描述，《性史》开卖时盛况空前，“买书的卖书的忙成一团，警察要用水管子冲散人群”。
即便是《性史》被官方查禁后，坊间盗版翻印依然不计其数——人们一面义正词严地指责张竞生离经叛道，另一方面却忍不住好奇和天性，或公开或秘密地接受了《性史》的刺激。就在《性史》被禁后不久，《国民日报》的副刊也开始公开介绍起女性“曲线美”了。
1927：武汉名妓裸奔
《性史》出版的同一年，发端于广州的国民大革命，自南向北席卷中国。
到1927年初，北伐军已经攻克武汉，国民政府随之迁来，武汉一时成了国民革命运动的中心，而一场得到新政权支持、甚至以官方力量强制的女性身心解放风潮，随之到来。
3月8日，国民政府组织20多万军民在汉口举行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大会，随后，军民举行声势浩大的游行。突然，名妓金雅玉等人赤身裸体，挥舞着彩旗，高呼着：“中国妇女解放万岁！”等口号，冲进了游行队伍。她们都认为“最革命”的妇女解放，就是裸体游行。

（上图：由奥地利画家希夫作创作于上世纪20年代，表现上海橱窗里西方文明的漫画）
20天后，3月28日，蛇山南麓的阅马场热闹非凡，妇女协会宣传组走上街头演讲。她们现身说法，卷起裤腿，光着脚丫控诉缠足之苦。宣传组成员顾灵芝高声演讲：“要坚决放脚，要坚决剪发，还要坚决反对束胸！束胸是最不人道主义的！束胸是一条毒蛇！它缠着我们妇女的肉体和灵魂……”
说到激动处，她脱掉上衣，双手托着丰满的乳房说：“你们看，这就是真正的解放。”并热泪盈眶地振臂高呼：“全中国妇女解放万岁！”在妇女协会的号召下，妇女摆脱买卖婚姻，放脚剪发，反对束胸，提倡自由恋爱。
这场“裸奔”运动，对于国民政府的女性解放政策不无触动。
在1927年5月朱家骅代理广东省民政厅厅长后，7月7日，他在广东省政府委员会第三十三次会议上递交了《禁止妇女束胸的提案》，要求以省政府布告的形式，限三个月内，“全省女子一律禁止束胸……倘逾限仍有束胸，一经查确，即处以五十元以上之罚金，如犯者年在二十岁以下，则罚其家长。”这一提案获得了通过。而后，广州政府甚至还特意为此成立了“天乳运动执行委员会”。
广东强制推行天乳运动在全国引起反响，上海《申报》于1927年7月9日即刊登朱家骅的天乳运动禁文，《上海民国日报》则刊文倡议打破女子“以束胸为美”的观念，应该稍有些强制意味。
到1928年，南京国民政府进而发出公函，在全国范围内通令禁止女性束胸：“妇女束胸实属一种恶习，不但有害个人卫生，且与种族优盛有损。”随后，广西、湖南两省地方，也相应出台了禁止束胸令。至此，由官方的介入，天乳运动渐渐波及全国。
卫清芬：胸部束放之间的苦恼
然而，就像当初官方禁令不能阻止新思潮蔓延那样，它同样不能一蹴而就改变千百年来中国社会的固有观念。在文化传统深厚的中国，命令往往敌不过风俗：“千百年来这种束胸的陋习，一代一代传下来，上行下效，相习成风，如今大有牢不可破之势。”

（上图：民国月份牌上可以看到内衣外穿的女性肖像）
尤其在既开放又保守的广东，就像陈序经教授在《广东与中国》中所言，既是新文化的策源地，也是旧文化的保留所，天乳运动启动容易，推行却难。
1927年8月26日的《广州民国日报》，登载了这样一条社会新闻：广州大沙头一位男士带着不束胸的妻子上街，被三位穿着时尚的先生轻薄地称为“村下婆”，也就是“粗俗村妇”。
而后，那位女士无法接受这样的嘲讽，便借了一件小衫，“居然束起胸来了”，《广州民国日报》这则新闻最后这样结尾道。其语气意外之余，不无对女性屈从社会压力不敢展示自我的惋惜，更何况，这时距离大清皇帝退位、民国始建已经15年，其间关于女性应当“放乳”的呼声从未断绝。
另一位女性卫清芬，后来回忆说，她自己由于身体发育得比较早，15岁的就已经出落成大姑娘了，开始束胸。到了1927年，“禁止女子束胸案”颁布后，她大着胆子扔了束胸布。那时没胸罩，光着身子穿外衣，非常抢眼。被保守的公公看到，立马将她丈夫叫到正房里暴训一顿。于是，卫清芬才放了几天的天乳，又束了起来，上街时被女警察罚了50块大洋。
公公起初嘴还硬：“罚就罚，我还出不起这钱？”又有一天，一个妇女组织再一次上门来检查，发现她还束胸，又罚了50块大洋。这下，公公心疼起钱来，再也不过问儿媳束胸不束胸了。
其实，卫清芬一家的苦恼是当时千百家的缩影，束放之争也是千百年风气和一朝新政之间的博弈。
实际上，天乳运动能否得以实现，关键还是看女性们的态度。此间，尽管女性赞成天乳的当属多数，如广州女性就掀起了穿“腊肠衫”热——那是广州话里的旗袍，以衬托女性的曲线美，女性衣服裁剪也多了胸高一项。
但另一方面，还有相当比例的女性反对天乳运动。1931年6月13日，上海《申报》发文称，“女子束胸之风……虽历经内政部遵令查禁，无如言者谆谆，听者藐藐，而尤以各学校女生为最”。
该文举例称，浙江萧山县立女子中学女生一直束胸，被政府强令“解放”，并定期检查，但女生们对此普遍“羞形于色”。然后感叹道，“许多自号革命的新妇女，天天开口妇女运动，合口妇女解放，但是她本身仍受着狭小背心压迫，就不想法去谋解放！”
此时，解放妇女束胸仍遇到较大阻力。
阮玲玉：“义乳”先行者
坚决反对和坚定支持两端之外，更多的女人是徘徊于束胸和放胸之间，这不仅是社会思潮新旧交替间的特征，还有现实的阻碍因素：如何使女性在解除束胸后而又使两乳不下垂，这是天乳运动具备可实行性的关键。于是，在“种族强盛等”崇高命题之外，问题再次回到了女性内衣样式的革新上。

（上图：阮玲玉穿着新式内衣，将旗袍之美和女性身体曲线近乎完美地结合，从而将一个时代的美凝聚在荧屏）
当时《北洋画报》第114期有一篇文章《小衫应如何改良》，这种小衫指的就是之前在妇女当中盛行的捆身马甲。作者绾香阁主则有针对性多了：“小衫本身并无废除的理由，因为它不过是一件衣服罢了，我们所要打倒的不是它，是‘压乳’的行为。”这种意见，比之简单激进的“天乳运动”要合理不少。
据当时的媒体调查，当时乡间妇女束胸或穿小背心的只占少数；而城市妇女特别是受过教育的妇女束胸穿背心的约居99%。因此改革女性内衣势在必行。
1927年8月到10月间，《北洋画报》连续刊登了西洋女性抹胸图片四幅，对西洋胸衣构造进行详解，显示西洋抹胸既可保护身体发育又有美观效果。也是在这个时候，乳罩漂洋过海来到中国，时人称之为“义乳”。
以出演《神女》、《新女性》等影片蜚声影坛的阮玲玉，是民国时期最耀眼的明星，她精湛的演技，迷茫的美丽让影迷为之疯狂。她身着旗袍，风姿绰约，风情万种，给后人留下了惊艳的一个瞬间。她是最早戴“义乳”的中国妇女之一。阮玲玉正是利用这种新式内衣，将旗袍之美和女性身体曲线近乎完美地结合，从而将一个时代的美凝聚在荧屏。
而西式胸罩随之风行中国，并且在此基础上产生了改良中式内衣，为20世纪30年代女性乳罩的引进推广奠定了基础，经过改造的女性内衣能兜合乳部，不束亦不松。这对“天乳运动”在1930年代的顺利推行开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而后，放乳逐渐由最初的自我解放，变成了一种时尚。女性曲线美的风韵之美，受到新潮人物追捧，新式女装对性感风情的追求，改变了传统女装胸、腰、肩、臀完全呈平直的造型风格，开始热衷表现身体立体感的设计风格，在交际场所出现了以“露、透、瘦”为特征的新颖女装。
尤其是在上海这样的大城市，袒胸露臂成为女性服饰的一种时尚潮流。“春江女子感文明，装束无端又变更，高底皮鞋长筒袜，袒胸露臂若为情。”恰当地记录了这样的服饰风尚潮流。
1937年电影《到自然去》中，白璐等的泳装照，又引领了一波内衣风尚：影星胡蝶、白杨，一个个穿上泳装，走进泳池，在阳光下展示她们健康、健美的身躯。白杨还穿过比连体泳装更为开放的两截式泳装亮相。

（上图：1937年电影《到自然去》中白璐等演员的泳装照）
时尚女性不再羞答答掩饰对内衣的渴求，舶来品的吊袜带、西式睡衣、浴衣也被她们尽收帐中。
在旗袍里面穿戴精美的蕾丝衬裙或西式内衣，胸乳部戴着乳罩，呵护乳房；腿部有长长的丝袜，系着吊袜带。在室内，也流行穿睡衣。一些镂空和透明的化纤或丝织品开始运用到内衣上，并且采用了轻纱之类的薄、透、露的面料，以增加性感的魅力。女子胸衣在收口上缀有丝带等装饰物。
此时，袒露装早已不再有20世纪20年代政府禁止的遭遇，女人要想出众，穿着奇装异服、袒露装，在大街上回头率最高。20世纪40年代，随着电影的传播，美国好莱坞魅力，也开始在中国大城市显示出它的影响，追求时尚的年轻女孩以好莱坞影星为榜样，刻意模仿，甚至会穿上袒胸露背装，将肌肤与内衣展示在世人面前。
余美颜：第一欲女的性与情
她这样一个孤单女子，对性、爱情、家庭之自由的追求处处碰壁。为了破茧而出，她自己的性和情与整个时代的巨轮死磕，频频以失败告终，这让余美颜心灰意冷。她和因“人言可畏”自杀的阮玲玉不同，她不惮人言，她只恨自己当初“误解自由”，最终决然地走上了自杀的道路。
文/任珏
欲女蹈海
1928年4月19日夜晚，一艘名为“加拿大皇后”号的邮轮（另有一说法为“加拿大”号邮轮），正从香港开往上海。一位华服女子面色憔悴，在船舷边踱来踱去。偶有旅客经过，她欲言又止，好不容易说出“大地龌龊，吾将投海以洁吾身”这样没来由的话，便不愿多讲。同行的女友怕她出事，她又忙不迭让人不用担心：“哪有人跳海前先告诉别人的，我是说着好玩来着，别担心。”女友稍微交代了下便回船舱休息了，她双臂环抱胸前，将自己静静地藏在黑暗处，倚在船栏上，冰冷的海风吹乱了她额前的刘海。但是她丝毫没有察觉到寒意，木然望着黝黑的夜海，心事重重。
这女子把随行的佣人叫到身边，嘱咐说：“等船到了上海，你要是寻不见我，就自己回香港吧。”说完拿出100元钱，吩咐佣人将其中的50块打赏给帮过自己的买办，剩下的回香港后分发给家中其他侍役。佣人见她如此神情，虽颇为担心，但见她安排妥当，亦不敢多问，只有允诺会办好差事。（杨村，1954，《中国电影演员沧桑录》，香港：世界出版社。）
午夜2时30分，当邮轮经过温州出海口时（另有一说，其自杀跳海处为上海吴淞口），这女子纵身跃入大海。待船上众人发现动静，她已经被波涛吞没。其后，人们在她的房间里发现了两封绝命书，均委托船长寄回香港，一封是她写给全国女同胞的，一封则留给她的情人——渤海九少。（杨村，《中国电影演员沧桑录》。另有一说，余美颜只留下一封告全国女同胞的绝命书。）
这名女子，不是别人，正是风靡沪粤港的奇女子——余美颜。她不是电影明星，但是电影明星杨耐梅排除万难、不惜牺牲色相筹措资金、自主公司也要将她的故事搬上银幕；她不是皇亲贵族，但裙下之臣数以千计，10年欲海浮沉，令她阅尽天下男人无数，不论是军阀、富商、阔少还是沪上文青小记者，都对她趋之若鹜，将之奉为女神。

（上图：香港流传的《余美颜浪漫情书》封面）
一代欲女就这样顷刻间香消玉殒，举国哗然。死前唯寄信一位情郎，更是令这位睡过数千男人的奇女子更加神秘莫测。《申报》、《大公报》等大小报章均在同年五四前后连篇累牍，加之《奇女子投海后余闻》、《社会逸闻：荡女之身世》等猎艳标题报导此事。荡女赴死的新闻，一时间竟成报界奇景，蔚为壮观。
1931年北京华明书局更是出版了一本名为《对待男子锦囊》的小册子，列明作者为余美颜，由南海吴亚农作序，指称此书乃为余美颜蹈海前之遗作，“纯出庄言，有裨女界”。（余美颜，1931，《对待男子锦囊》，北平：华明书局。）书中分门别类地指导女子，作为妻子、媳妇，在婚姻的不同阶段，该如何侍奉不同类型的丈夫和长辈，颇有一种欲女版《女诫》的味道，极尽贤妻良母之典范。因尚未发现其他史料旁证此书，颇令人质疑此书有可能为他人趁势冒名代笔之作，以图欲女赴死商机之利。

（上图：被称为余美颜蹈海前之遗作的《对待男人锦囊》封面）
直到余美颜死后的第六年，以“提倡社会高尚‘娱乐’”为己任的《玲珑》杂志仍刊出一则《奇女子余美颜在粤拍戏》的消息，声称余美颜蹈海未死，已投身影业，与人合伙开拍电影公司，并将以女主角身份在广东拍摄《红粉骷髅》一片。（《奇女子余美颜在粤拍戏》，载《玲珑》杂志1934年10月31日，2221页。）这样死而复生的香艳传闻，令人喋喋称奇之余，不仅慨叹一代奇女子的肉欲情念，不仅在生前成为大众茶余饭后的谈资，即便身故之后数年亦是可供市井把玩的艳情奇谈。余美颜作为民国第一欲女，生前种种离经叛道之言行已成为街头巷尾热议的时代话题。身故之后，欲女痴情的粉色故事，自然也比其他普通女子更能刺激娱乐市场的消费动力。
女子自杀在民国时期算不上新鲜事，上海市的自杀现象尤为严重。侯艳兴的研究发现，上海市仅在1934年一年中，自杀人数便高达2325人，也就是说，在1934年，每一天平均每3小时，上海便有一人自杀。而且自杀人数中，女性多过男性。从1929年开始，进入20世纪30年代后，女性自杀人数呈现持续上升趋势，到30年代中期达到顶点。
这一时期的女子自杀的原因大抵可分为：恋爱问题、婚姻问题、家庭问题和社会问题四大类，女子自杀多因家庭纠纷，男子自杀则多因为生计艰难。（侯艳兴，2008，《性别、权力与社会转型》，上海：复旦大学。）余美颜早已离家在外10来年，不可能是因为家庭纠纷自杀。凭她的美艳和欲女之名，吃穿用度自是不必担心，更不可能是因为生计问题自杀。那么，到底是怎样的龌龊大地，令一代欲女决绝赴死呢？
情窦初开
余美颜，别号梦天，生于1900年，广东台山县荻海人。关于她的家庭背景，存在不同版本的说法。广为流传的版本是，余美颜的父亲余大经是当地的一名典当商人，母亲饱读诗书，颇具文学修养。亦有一说，称其父亲是广州某当铺的伙计，每月收入仅四十元，仅够一家生活所需。不论家境如何，余美颜年幼时，口齿伶俐，“姿美神秀，质意心灵”，每次放学回来，因其姿色过人，总有不少男士尾随其后。（杨村，1954，《中国电影演员沧桑录》，香港：世界出版社。）
余大经见不得这般情形，勒令美颜辍学回家。余美颜高小毕业便不再继续读书，回到家中补习国文、英文。因天资聪慧，十五岁上下便已可以与人高谈阔论，大谈自由解放的道理。
渤海九少是众多倾慕余美颜的年轻男子中的一位，因常常飞鸿传情，深得美颜好感，情愫渐生。少女的芳心一旦豁开了一道口子，内心的欢喜便如同冲出闸门似的万马奔腾了。为了和九少相会，美颜常常要等到严厉的父亲出门之后，才能溜出家门和九少相见，她对这来之不易的自由恋爱甚为珍惜。
或许是因为从小读了那些自由的文章，或许是接受新文化运动的先进思想，余美颜不仅向往爱情的自由，也渴望身体的自由。在那个年代，会游泳的人不多，女子游泳更是稀罕。余美颜穿泳衣下水游泳的事情成为当地的一段佳话，令她声名鹊起。十七岁那年，美颜代表母校参加台山县的联合运动会，被首富之子谭祖香一眼看中，谭家很快便上门提亲。余大经一口应承了这门婚事，虽然母亲知道女儿的心另有所属，但始终拗不过一家之主余大经的主张。第二年，18岁的余美颜成为谭家媳妇。（杨村，1954，《中国电影演员沧桑录》，香港：世界出版社。）
新婚燕尔的余美颜并没有太多时间与丈夫共沐鱼水之欢。婚后两个月，因家族生意失利，谭祖香奉父命前往纽约处理商务。丈夫离家之后，余美颜的日子并不好过。刚刚被点燃的青春之火无处排遣，每每夜深人静时，辗转反侧的都是那些自由的欲念不断与妇道规训强烈碰撞的煎熬。丈夫常年未归，家中礼数严格，余美颜最后终于“复因种种关系，感觉婚姻不自由之痛苦”离家出走，浪迹广州、上海、香港等地，开始了她长达10年的情欲之旅。
浪荡十载
从1898年光绪帝下令解除女子缠足恶习的“天足运动”到1927年广州国民政府通过的《禁革妇女束胸》的“天乳运动”，不到30年的时间里，民国时期的女性身体自主权大大增强。1927-1937年的10年间，国民政府大力提倡国民体育运动，女子体育得到快速发展。（王浩，2012，《民国时期的女子体育研究（1927-1937年），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在“救国强种”思想的指导下，女子对自己身体的所有权逐渐被国民政府收编、征用，成为肩负国族兴亡之重担的法器。1934年国民政府发起的“新生活运动”，在蒋介石的大力推动下，更是将整个国民生活进行军事化改造。（蒋介石，1940，《新生活运动要义》，南京：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可以说，整个20世纪上半期的中国，大概只有前30年左右的时间，是女性身体最为自主、最为奔放的年代，这正是令余美颜成为民国第一欲女的时代。

（上图：香港20世纪50年代流传的《奇女子》的漫画书，取材余美颜的风流故事，故事内容或许为臆造。但是仅就图片呈现而言，或许可以作为一个历史旁证）
1918年2月27日，余美颜离家出走来到广州没多久，偶遇一桩刺杀案，她被巡捕误当成凶手抓了，投送到了监狱。因为此次拘留，谭家与余家解除了婚姻，父亲余大经认为此乃奇耻大辱，追至广州，将她告进了当时广州的新式监狱“习艺所”改造一年。“习艺所”是当时广州政府开办的收容所，在收监犯人的同时，培养他们走上社会、自力更生的能力。
余美颜是如何挨过这一年的监狱生活的，至今仍是一个谜团，无人知晓。牢狱之灾并未令余美颜顺从于传统道德。或许是在牢房里看到诸多人间百态，让她认清社会制度乃是男人设立的本质，更让她学会了娴熟运用身体工具追求理想、反抗社会的本领。在她出狱之后，更加坚定了走追求自由的道路——身体的自由、感情的自由、金钱的自由、性的自由和家庭的自由。
获释后，余美颜身着奇装异服，行为怪异，她在沪港穂三地漂泊，穿梭于军界、商界各路达官显贵之间，她承认自己玩于股掌之间的男人，达到了3000人之多（侯艳兴，2008，《性别、权力与社会转型》，上海：复旦大学，182页。）她不顾政府禁令，冒着巨额罚金的风险，在广州城扬鞭策马，与另外三位行为出格的世家女子被世人称为广州“四大天王”，风头盛极一时。
更有传言说她娇奢淫纵，喜欢在旅馆裸睡，一时间引来很多人的注意。被解除婚约、被脱离父女关系，没有了这些传统道德约束下家庭和婚姻的包袱，本就崇尚自由的余美颜，为自己找到了释放身体情欲的社会空间。她将酒店的公共地方视作展示身体的舞台，沐浴之后，赤身裸体睡在卧室门口，令来往旅客瞠目结舌。她旁若无人、谈笑自如。对于那些见她裸体便惊愕不已的人，余美颜是颇为不屑的。在她眼中，自然裸露的身体，是一般人无法欣赏的一种美丽。
社会大众对她多以“奇女子”视之，各类大小报章都拿她当娱乐明星对待，或抨击，或猎奇，她追求自由的代价便是让自己不断成为娱乐头条。当然，报界也不乏评论者认为她是敢做敢为的女界先锋，开创了女子之新纪元。
虽倾慕之人颇多，亦能将男人把玩于股掌之间，但余美颜的心里始终是追求爱情自由的。然而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传统家庭依然无法容忍这样一个追求爱情自由、身体自由、情欲自由的绝世女子。余美颜不断遭受感情上的挫败，无法再结秦晋之好、重归家庭，只能在情涛欲海中辗转漂泊。
对于别人对她放浪形骸的指责，她有着自己的独到看法，她说过：“无论古今中外，只有男子可以玩弄女子，女子不能玩弄男子，所以我和数千男子性交，这是我玩弄男子的一种把戏，虽然不能说是开世界的新纪录，但也是爽快十余年，男子原来是很笨的，玩弄不是一件怎样的难事，这就是制度所造成的啊。”（张振编著：5女子自杀的解剖6，南京中山书店，1928年版，第17页，引自侯艳兴，2008，《性别、权力与社会转型》，上海：复旦大学，182页）
交往、把玩的男人越多，越让余美颜了解这个男人主宰的世界，她也越发知道，把玩的男人虽多，但只能令自己爽快一时，并不能彻底改变这种大多数女性不自由的社会现实。自由理想无法全面达成，感情挫败日益痛心，阅历的男人越多，她越觉得自由之理想行将幻灭。
一掷千金
作为一代传奇女子的余美颜，最令人称道的，莫过于“闹市掷钱事件”了。有一年冬天，有一个富商想与余美颜同居，余见这人并不算讨厌，便同意了，叫他带3000元钱来过日子。但第二天富商只带了1500元前来，余美颜见状大怒大骂他为富不仁、吝啬不堪。
余美颜虽说是一代欲女，但却是性情中人，感情的纯洁在她看来，绝不是金钱可以交换的肉体交易。她不能接受富商将两人的感情关系视为市井买卖一般的讨价还价。区区1500元，余美颜并不看在眼里。她一把抓过钱来，推开亚洲酒店七楼的窗户，将这些钱悉数抛下，就当是替这富商为寒冬腊月里的穷苦百姓做点好事。纸币如雪片般在广州闹市街头（另有一说是在上海）从天飘落，余美颜追求自由的心也在这些世俗男人一次又一次的羞辱面前，摇摇欲坠。
广州、上海两地的报纸纷纷报道此事，也让余美颜的惊世骇俗之举进入了沪上四大花旦之一的电影明星杨耐梅的眼帘。
搬上银幕
经历逐出家门、婚姻失败，情伤遍体的余美颜不是没有想过委身为妾，但心中对自由的念想，又让她无法逆来顺受。虽心系渤海九少，但渤海九少的父母，因听闻她的风流韵事，认为两人若是只做对露水夫妻，家里不会阻拦，但若是成为永久伴侣，家里断然不会同意的。历尽沧桑的余美颜知道，在那个年代，得不到家长支持的婚姻只是春梦一场。
回不去家庭，亦无法收获爱情的余美颜，试图遁入佛门，以寻得灵魂上的自由。她曾在香港九龙青山佛寺落发为尼。但谁知道消息泄露出去，众多相好跑去青山寺看她。佛门乃清修之地，哪里容得这些狼虎之徒恣意徜徉？住持觉得这样成日迎来送往会有碍清规戒律，担心闯出不雅之祸来，遂要求她离开。至此，余美颜已经清楚地知道，侍佛之路是走不通了。
阅人无数，却无法在性的关系上获得应有的尊重；付出感情，却被拒于传统礼教家庭之外；一心理佛，追求最后剩下的灵魂自由，亦不容于尘世。这时候，除了死，她再无第二条路可走。
走上银幕，是余美颜自杀前最后的心愿。1927年她前往上海，想联络朋友看能不能碰碰运气，投身大银幕，她说：“吾放荡十年，负辱深重，此行来沪求以投身银幕，留一纪念，使社会一般青年得识余之真面目，或不至于蹈余覆辙，目的达后，余将投身大海，洗去此生污秽，来世或可做一纯洁女子，得到真正自由。”（侯艳兴，2008，《性别、权力与社会转型》，上海：复旦大学，183页。）
其实，将余美颜“一掷千金”的故事搬上大银幕的想法早就在杨耐梅的心里酝酿。杨耐梅1927年便在报章上读到有关余美颜“闹市掷钱事件”的报道，她对余美颜不堪男人屈辱一掷千金的壮举颇为欣赏。同是不羁女子的杨耐梅叹服美颜这种不为男人金钱驱使的傲世奇女子的作风，发誓要将余美颜的故事拍成电影。

（上图：杨耐梅饰演《奇女子》的剧照）
她拿着报纸去找大导演张石川，想让张导演开一出戏，让自己来演，但是张石川对这种“淫娃荡妇”的故事毫无兴趣。这时候杨耐梅已经有自立门户办电影公司的想法，唯独缺拍摄经费。杨耐梅已经接到盘踞山东的“花国将军”张宗昌的邀请，上济南一聚。坊间更是传闻，此行或将是一场肉欲交易。
杨耐梅正在犹豫是否接受邀请，张石川的拒绝，让杨耐梅颇为不满，冯俐在她的剧本《影后胡蝶》中，借女制片人“黄耐梅”之口，道出了杨耐梅下定主意拍摄余美颜故事的心声：
中国女子从来只晓得三从四德，却不晓得自己除了为那些个男人生生死死之外，还可以有点别的作为！今天我也算是来跟张先生打个招呼，等我从济南回来，一定要开办一个自己的电影公司，专拍让天下人称奇的女人……”（冯俐，1996，《影后胡蝶》。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
半个月之后，杨耐梅携带巨资平安返沪，开办“耐梅影片公司”，购买昂贵摄影器材，聘请史东山做编导，拍摄了由自己出演女主角的《奇女子》一片。杨耐梅的行事风格与余美颜颇有些相似之处，影片中两位奇女子的鲜活故事，令影片不仅获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也获得包括蔡楚生在内的影业同仁的赞赏。世人记住了杨耐梅，更记住了余美颜。但这时候，余美颜已经等不及看到大银幕上的自己了。

（上图：《奇女子》中，饰演女主人公余美颜的杨耐梅与饰演男主人公渤海九少的朱飞的剧照合影）
误解自由
早在1927年夏天，余美颜去上海的时候，就有了自杀的打算。她就自杀方法的问题咨询过一个叫做马浪荡的记者。马浪荡将自己对自杀方法的研究心得分享给余美颜，他告诉美颜：“你如果真是要死，我可以告诉你两个艺术的死法，这是很容易的：其一是投美妙的西湖，其二是投身茫茫无涯的碧海。前者，以你这样的人，能够埋香葬玉于西湖畔，可供骚人墨客的题咏，留心社会问题的研究；再就是伟大的毁灭，艺术的自杀，永远不留一点痕迹在此污浊的人间。”（张振编著，1928，《女子自杀的解剖》，南京：中山书店，18页，引自侯艳兴，2008，《性别、权力与社会转型》，上海：复旦大学，183页。）马浪荡的此番分析令余美颜颇为认同，最终她还是选择了投海这样艺术的自杀方式，来追求她人生最后的自由。
余美颜死后，广州报章上有人评价余美颜是“放辟邪侈”之人，但却欣赏她能“以一女子而能趋役须眉之人”，更推崇奇女子的行事风格，认为“女同胞如能自拔于玩之地位，虽如奇女子何害”。（《婆无渡河》1928年5月7日《广州民国日报》，载南方都市报·发现广州·第58期，广州旧闻篇：戏里戏外奇女子生前身后不堪情，2006年8月21日。）余美颜也曾坦承自己是一个社会的反抗者，她的这些浪漫行动，招致社会的不满，她亦不满社会的道德桎梏，遂将身体及情欲都换做反抗社会、报复社会的道具。
余美颜只是遵从本心、偏爱自由。为了心中这点自由的梦，燃尽了自己肉体和情欲。幼年时就在她心中萌芽的自由之种子，带她走向欲女之路，也带她走向人生的终点。

（上图：《奇女子》剧照，左三为杨耐梅饰演的余美颜）
她这样一个孤单女子，对性、爱情、家庭之自由的追求处处碰壁。为了破茧而出，她自己的性和情与整个时代的巨轮死磕，频频以失败告终，这让余美颜心灰意冷。她和因“人言可畏”自杀的阮玲玉不同，她不惮人言，她只恨自己当初“误解自由”，最终决然地走上了自杀的道路。
在她写给全国女同胞的绝命书中，她写道：
颜不幸生于此青黄交接时代，自小凭媒妁之言，听父母之命，嫁夫远适外国，数年未谋一面，少识之无，误解自由，竟任性妄为。在此污浊万恶之社会，浮沉十载有奇，虽阅人甚多，终未能结朱陈之好，前虽钟情渤海九少，奈为家长所阻，终失所望。终失人生乐趣，留此残生亦无所用，决然立意毕命，离此污浊世界，还我清净本来。（杨村，1954，《中国电影演员沧桑录》，香港：世界出版社。）
幼年时的思想启蒙，让她成为追求自由的一代奇女子。时代的进步只是将余美颜这样的女人抛向红尘，成为被男人和媒体消费的浪荡欲女。虽然余美颜也能在有限的范围内把玩男人以作报复，但历史的车轮总跑不过时代洪流中个体的理想追求。当看清这污浊世界的龌龊本质之后，唯有投海赴死，才能涤濯清白。
余美颜是奇女子，是一代欲女，更是个择善固执的女人。
自由，便是她心中的执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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