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说内战害人,但是内战还是不可避免的。我说的内战是东亚大陆内部政治力量的一种整合。国共内战只是其中的一种形式而已。历史曾经把整合的主动权交给了国民党,但是它不珍惜,结果造成了共产党在抗战后问鼎中原机会。
这里我们必须要明白一个道理,即东亚大陆内部的政治力量整合的情况和形态,决定了整合后这个政治架构对外的攻击能力。我们说秦扫灭六国,是经过了几代秦王的努力。但是法家的政治体制适合秦国,却不适合扫灭六国后的情况。这就是始皇帝和公子扶苏的分歧。但是始皇帝的大政方针还是正确的。打击匈奴,南下南越。他的问题就是在于滥用了国力,而法家体制就在于国家动员能力在传统体制下,太令人瞠目结舌。
结果秦国人很像传统社会里的德国人和日本人,遵守纪律,忍耐力超强。但是齐国人就是这个类型的反面典型。至于中间的各种六国,都是松松垮垮,无组织无纪律,你打他蹂躏她,都没有问题,但是将他置于统治下,他就不习惯啦。
本来公子扶苏的继承很令人期待,应该可以想象,他会采取一个巨大的政策调整和倒退。即采取修养生息的办法。不过由于宫廷政治的插曲,造成了意外。秦国瓦解啦。汉朝其实继承了秦朝法家的统治体系,只是糅合了道家和儒家的政治。在具体层面上,表现为对分权制的让步,允许封建制和郡县制并存。但整个国家还是保持了一个凝聚的趋势,这才有了打击匈奴和开拓西域的爆发力,这个爆发力一直持续到东汉。
接下来这个体制产生了自己的问题,那就是外戚、宦官、贵族政治使得中央政治体制崩溃了。在汉末的重组过程中,不成功,出现三个合资公司,曹魏吴。事实表明,这三个合资公司暂时联合体。很快西晋出现。那么是不是西晋就解决了中国内部力量的整合呢?它其实继承了汉朝以来的历史遗留问题。
如果说秦朝灭亡,将六国旧贵族彻底扫灭,汉朝则将一帮泥腿子和下层官吏带上了中国权力顶峰。这倒也符合新人新社会。秦始皇毕竟也是战国余孽。而刘邦之流,则下流不堪啦。到了汉代朝堂上,几乎找不到什么像样的贵族了。因此大汉朝四百年,才养肥了一批贵族,很快他们成为中国文化的象征,也成为文化腐朽的肿瘤。非得用暴力来清洗。
西晋主导国家的就是这批士族,他们拥戴的皇室把政权玩丢了。大举南迁。北方陷入少数民族的蹂躏,南方则形成了军阀和士族共治的局面。士族力量仍然庞大,北方少数民族为国家统治注入了新的活力,尽管一开始混乱不堪,但经过优胜劣汰,北周胜出,随后隋篡权。南方在寒族出生的军阀支撑下也经历改朝换代。但显然南方政权的士族气息更加浓郁,这就决定了,谁士族味道浓厚,谁就没有能力统一中国。这反而成了一个有意思的悖论。北方少数民族出生的统治集团十分向往南方的士族气派,非常的粉丝。南方十分鄙视北方,却没有能力统一北方。
经过一通折腾,李唐王朝把中国整合起来。于是中国又开始向外大爆发,陆路向西一度翻越葱岭,这是内地政权扩张的西极。我们不能把成吉思汗的扩张看成是内地政权的活动,只能把他的后代忽必烈的军事活动当做中国的扩张。但是李唐王朝也有其致命的不理性的问题。那就是许多非制度化的问题。
诸如边将权力过大,宫廷政治缺乏一定的约束性。例如婚姻没有规则。这种问题本身表明了李唐王室决策治理充满了某种不确定。现在有人把它作为唐朝是一个开放的时代,狗屁。有的人天生就疯癫,你能说他是开放么?正是由于这种决策的冲动性,才导致了权力体系的漏洞太大。权力体系的漏洞大,也和当时士族遗风犹在有关系。士族的风气,就是华而不实,做事不踏实,追求家族利益,背叛国家利益。
当安禄山这个社会最底层人士拿着不受约束的权力,或者说约束很小的权力,良心一坏,事情就爆发了。大唐朝的强大的窗户纸被捅破了。从此武人当政,直到北宋,这时候,士族已经彻底没落了。为啥宋代是一个转折,汉唐是一个世代,因为从汉到唐,士族从产生到灭亡,经历了一个轮回。这样,中国历史上第二个贵族周期结束了。第一个贵族周期是秦汉之前的贵族世代。
到了宋代以后,中国再无真正的贵族。有的只是各种社会阶层。例如读书人靠科举当官,生意人做生意发财,还可以当兵。但是没有贵族了。